一场重新瓜分圆明园珍稀文物的闹剧尘埃落定，回顾这场牵动国人一片爱国之心的正义之举，以及最终让人心痛的解决，笔者认为，这其中似乎蕴含着某种必然。而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过程，也似乎存在某些疑点。
疑点一：为何国内没有一家合法机构充当原告？
我们注意到，从去年10月佳士得宣布要拍卖圆明园的鼠首和兔首那天起，一些媒体，尤其是中国媒体就开始特别关注。然而，除了关注的言辞之外，媒体所能做到的，充其量也就是提醒民众的关注，结果就是国内富含爱国心的律师们揭竿而起，发誓要打一场跨国官司。
然而，我们知道，过去的几十年间，类似涉及历史尘烟的跨国官司，我们十之八九都是含恨而归。比如从上世纪开始的长达数年之久马拉松式的”慰安妇“官司，又比如让人不堪回首的中国劳工索赔官司，我们都是一败涂地。好多当事人由于国内媒体一厢情愿的报道，认为官司必赢，结果翘首期待，却含恨而终。结果都是惊人地相似：我们每一次都是以民间个人的身份，去打一场开始就注定要收获尴尬的官司。
这次跨国追讨圆明园兽首铜像，我们延续着慰安妇和劳工官司的模式，在外国媒体形容为乌合之众的律师团率领下，80名律师浩浩荡荡开进法兰西，大有“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之势。
然而，开庭不久，法庭就以原告保护中华艺术协会（APACE）没有代表公众利益和中国利益的权限的理由，因此驳回原告提出的禁拍要求。同时，按照民法赔偿条款，原告须分别向被告贝尔杰基金会和佳士得拍卖公司赔偿1000欧元。
这真是奇耻大辱！没套住狼，孩子反被狼叼去了，我们官司赔得稀里哗啦，还要向人家赔偿。1000欧元我们赔得起，但是这个人我们丢不起啊！
中国有句俗语：吃一百颗豆子，不知豆腥味。我们要问：难道我们13亿人口的大国，具国家资历的机构不计其数，光是厅局长就多如牛毛，就没有一家“代表公众利益和中国利益的权限的”机构出头打一场攸关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的跨国官司吗？我们的文物保护机构哪里去了？难道非要我们这些空怀爱国之心而无扭转乾坤之力的律师们去丢人现眼吗？
疑点二：为何是一名法国人领衔的机构成为原告？
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打一场牵动13亿百姓的爱国官司，竟然要让一位与被告是同胞的外国人领衔的机构作为原告，听来有些滑稽。
难怪在法庭上对方律师责问组织这场诉讼的牵头人高梅斯（法国人，保护中华艺术协会主席），“作为一个法国人，做法不符合正常逻辑，如果没有不纯动机，有什么资格替中国索要这两件文物。”
没有国内合法机构充当原告，干嘛要用一个法国人领衔的社团充数？当年何智丽嫁到日本，代表日本战胜了中国选手，我们国内一片喊打声，恨不能把改名小山智丽的何智丽这个汉奸扒皮。
民族自尊心哪个国家都有，作为这场官司的牵头人高梅斯没出场，法官们被民族感情驱使，裁决在被窝里就已经敲定了。
疑点三：为何直到开庭前一刻才提起诉讼？
在中国古代兵法中，仓促上阵历来为兵家大忌。
结果眼看就要开拍我，我们的诉讼还没个谱呢。难怪在开庭时法官反复强调，原告到最后一分钟才提起诉讼，认为原告是一场彻底的恶意诉讼。
就在裁决的十天前，律师团首席律师刘洋还大咧咧地对记者说：在法律上我们已做好了诉讼的准备，对胜诉很有信心。
我晕！我真是不理解，刘洋大律师，你的信心从何而来呢？是靠你在国内打赢的那几场狗扯羊皮的官司赚取的信心吗？
我们的律师团甚至都没有机会在法庭上陈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抢劫圆明园的这段强盗历史，以便让法国人能够忆起自己过去的恶行，也没有对被告的狡辩做出反击。法国的检察官最后的结论是，重复了被告律师们没有遇到任何回击的指责，再给中国扣上了没有很好保护文物的罪名。真实奇耻大辱！
疑点四：为何国人无意中成为抬轿者？
正当国人踌躇满志，律师团沉浸在胜券在握的喜悦中时，法国佳士得拍卖行的大佬们正举着白兰地窃笑。为什么？本来受世界金融危机连累的拍卖业很不景气，他们一开始就担心会流拍。谁知一场号称为世纪官司的圆明园兽首追讨安，使得这次拍卖峰回路转。拍卖结果一如意料的那样，两件兽首文物拍出2800万欧元，整个拍卖金额超过3200万欧元，佳士得赚了个大满贯。
一场从开始就注定凶多吉少的跨国官司，为什么我们的权威媒体和机构没有定下一个统一的基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一下CCTV《新闻1+1》2009年2月13日播出的《国宝回归：买还是讨？》，可以说，正是这个节目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圆明园兽首热议，把原本只是国内爱国主义的呼声，无意中转变成世界文物拍品的宣传片。
难怪资深媒体人透露：佳士得和其他国际拍卖公司利用中国人的爱国情结，已在圆明园的牛首、猴首、虎首、马首和猪首的拍卖中牟得暴利。此次国内好心的媒体无多少知会的情况下，又掉入人家所设的陷井，跟随其后帮着爆炒，最大的赢家无疑又是佳士得，据说2月23日至25日拍卖会期间，原本不看好的巴黎的豪华酒店早已被前来竞拍者预订一空。
尴尬之余，我们想问：面对着流失海外的百万件国宝，光靠被外国人戏称为乌合之众的民间追讨团，我们还有多少光阴可以虚度呢？
